劉仁(北京市委原副書記)

劉仁,原名段永鷸(段永強)。四川酉陽(現為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)龍潭鎮五育村人,土家族。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,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,市委副書記、第二書記,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,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。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受到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,堅貞不屈。1973年10月26日21時30分,在北京含冤逝世,終年65歲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平反昭雪。

人物簡介

劉仁(1909-1973),原名段永鷸,四川酉陽(現為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)人,土家族。1909年2月,誕生於酉陽縣苦竹鄉,1926年在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中三年級,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,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,市委副書記、第二書記,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。

求學北京

劉仁自幼身體健壯,聰明活潑,深得全家喜愛。他7歲在苦竹壩讀私塾,讀了兩年四書五經,9歲時轉入龍潭鎮第三高年級小學讀書,接受新式學堂的文化教育,他聰穎,勤奮,每門功課都很好,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,古文成績更是優異,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。他喜歡體育,愛打籃球,還經常幫助年齡較小或功課較差的同學,遇有不平事挺身而出,同學們都很喜歡他,1924年,劉仁15歲時小學畢業。

1924年8月,劉仁來到北京,一般中學招生日期已過,只有西四附近的華北中學還在招生,他就考進了華北中學,開學不久,經同學果振亞(果樵)介紹,劉仁搬到果振亞住的前英子衚衕的一個公寓里。1924年的北京,政局變化激蕩,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——囚禁曹錕,驅廢帝溥儀出故宮,推翻了直系軍閥在華北的統治。劉仁這個來自四川偏遠山區的純樸學生,本就富有正義感和愛國思想,現在他面對著國家危亡,民不聊生的局面,救國救民的願望變得更加強烈。

1926年暑假后,劉仁轉到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中三年級,這時,從蘇聯回國、擔任中共北平地方委員會書記的校友趙世炎到北京師大附中講演,劉仁深受教育。劉仁小時候的家與趙世炎的故居只隔十餘里,兩家素有來往。論輩分,趙世炎算是劉仁的舅父。從此,在這位舅父的影響下,年輕的劉仁廣泛閱讀革命書籍,很快便接受了革命的思想,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劉仁原本打算在這所名牌中學好好地充實一下自己的知識,但由於革命的需要,只在師大附中讀了一個學期,就按照果振亞的要求同他一起轉學到北京學院。

1935年劉仁被派往蘇聯學習,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期間,劉仁同志在該班中學習最好,他有很好的記憶力和理解能力,每次考試都是滿分(5分)。1937年底,劉仁學成回國,直接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兼班主任。開始了他人生的新的篇章。

投身革命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劉仁同志一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,領導工人運動。在抗日戰爭期間,劉仁同志歷任中央黨校秘書長兼班主任,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、秘書長、組織部副部長、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敵工部長等職。對根據地的鞏固擴大和日偽統治的大城市中黨組織的重建、發展,做了重要工作,並為根據地輸送了大批軍火、藥品和通訊器材等物資。

解放戰爭時期,劉仁同志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、城工部部長。他在黨中央領導下,開闢革命根據地,組織廣大地下黨員和敵占區人民開展反對美蔣反動派的鬥爭,形成「第二條戰線」,有力地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劉仁同志在中共北京市委領導下,協助第一書記彭真同志長期主持市委日常工作,劉仁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,市委副書記、第二書記,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,為首都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貢獻。他也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。

人民公僕

劉仁為工作不辭辛勞,他關心每一位百姓、下屬,一心一意做好事做實事;為黨和國家付出他所有的熱情,直至生命的終結。

北平剛剛解放,接收的是北洋軍閥、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,群眾生活特別是社會底層群眾的生活非常艱難。當時,北京城百廢待興,市委領導日理萬機。即使在這種形勢下,劉仁還是一如既往,心繫百姓疾苦,非常關心群眾生活,努力改善群眾生活。他到基層視察時,看到石景山鋼鐵廠、京西礦務局、人民印刷廠等老廠的不少老工人拉家帶口住在窩棚里,甚至水泥管里,有的門口只掛一塊破帘子擋風,心裡甚感不安,於是立即開會專門研究解決辦法。他說:財政再困難也要擠出錢來,改善工人住房。不久,在門頭溝、廣寧墳、金頂街、蘋果園、白紙坊等地修建了一批簡易的工人宿舍,形成了最早的一批工人生活住宅區。至今這些工廠的老工人回憶當年搬住新房的情景,不少人還是熱淚盈眶地懷念劉仁。

五十年代中葉,北京人口迅速增長,蔬菜供應不上,供應方式也有問題,每天在菜店門前都有排大隊的現象。1957年春天,劉仁同志有一天一大早出門乘車路過廣安門菜市場時,發現門前在排長隊,就下了車,讓汽車停在隱蔽處,自己上前排隊,同排隊的市民聊起天來。市民向他訴說苦衷,說白天上班沒有時間買菜,晚上下班后,商店關門買不到菜,因此每天一大早就得來排隊。這時,一位商店的幹部出來干涉,批評群眾不好好排隊,還發牢騷。劉仁同志為群眾辯護了幾句,那位幹部不認識他就是劉仁,轉過頭來又訓斥他。這一下,劉仁同志當即讓在場的交通警給宣武區委、區政府打電話,叫區委書記、區長趕快來廣安門菜市場,同時又叫市政府秘書長賈星五趕到現場。不久,區委書記張旭、區長金雅如和賈星五都到了。劉仁同志先叫張旭數一數有多少人排隊,然後說:「群眾這麼早就在大街上排隊,你們當區委書記、區長的知道不知道,為什麼菜市場不能早一點開門?」區工商科副科長回答說,一是商店職工需要休息,二是開門關門的時間是區工商科統一規定的。劉仁同志對在場幾位負責同志說:「我們售貨的時間是應該根據群眾的需要,還是根據我們自己的休息時間?為什麼不能根據廣大群眾的需要而加以變更?請賈星五同志研究處理。」很快,市政府對全市大中型菜市場的開門時間作了調整,並要求多設菜攤,解決了群眾早上排隊買菜的問題。這是一位干實事的好乾部,這是一位心繫百姓的好乾部。

1958年8月,全國掀起了大鍊鋼鐵的運動。許多工廠、機關、學校、商店、公社直至街道居民,都在路邊和機關後院或是自己小院里築起了土爐子,把做飯的鐵鍋鐵勺砸碎了來「炒鋼」。為了儘快實現一年內鋼產量翻一番的高指標,有些外省甚至突擊鍊鋼,強制百姓砸鐵鍊鋼,並且放「衛星」,誇大產量,虛報日產鋼鐵量。類似的現象很普遍,唯獨北京沒有虛報,以致鍊鋼成績排名靠後。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坐不住了,就去找當時的市委工業部副部長張彭商量,他說:「我把學生拉出來,你把工人拉出來,把王府井便道上那些護欄拆下來,我們也去鍊鋼!人家都放「衛星」,我們也可以放上去呀!」張彭聽后也同意,畢竟北京鋼產量總是墊底,誰都又心急又氣憤。當這想法提到了劉仁同志那兒,劉仁開始不吭聲,過了一會兒,他說:「鋼鐵上不去,寧肯我上中央做檢討,也不准你們瞎胡干!」其實當這種全民鍊鋼現象日益嚴重的時候,劉仁曾讓市委辦公廳的幹部把土法煉出的「鋼」拿到北京鋼廠去化驗,得到的是土法鍊鋼不可取的科學鑒定。劉仁一直是反對土法鍊鋼,不過那時候他只能在小範圍說:「煉的這叫鋼嗎?」「把好鐵都煉成豆腐渣了!」有人說:「劉仁同志在那種時候敢講這個話,真難得!」

1958年又發生了農業高產浮誇風,有的地方報麥子畝產七千斤、一萬斤,水稻上萬斤甚至幾十萬斤。劉仁由於經常深入基層,了解真實情況,再加上他對農業的了解,所以根本不信。這年秋天,劉仁叫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趙凡帶領北京市全體縣、區委書記到放「衛星」最多的某省參觀學習小麥豐產的經驗。回京后,劉仁把他們從飛機場直接拉到市委座談。他聽了彙報后強調:「讓報糧食產量,不管別人報多少,我們按照實際產量報。」他說:「你們有壓力我都知道,但有壓力也不能說假話,報產量要實實在在。如果沒有那麼多糧食,你瞎吹,就會讓農民餓肚子,就要犯大錯誤。是實報?還是瞎吹?這是黨性問題,是對人民負責的問題!」

在這樣動蕩的特殊時期,劉仁同志考慮的不是自己的「功績」、不是自己的「官位」、不是自己的「仕途」,他反而從實際出發,實事求是,不隨波逐流,以身作則,將錯誤降到最低。他總是和底下的人強調:「我們要做老實人,辦老實事,說老實話,不能弄虛作假。」

堅貞不屈

1966年11月,江青和陳伯達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點了劉仁同志的名。隨後在一個漆黑的冬夜裡,一伙人連鞋都不讓劉仁穿上,將光著一雙赤腳的他強行帶走了,戴上了腳鐐手銬,關進了秦城監獄。自從進了這裡之後,他就再沒有了自己的名字,而代替的則是一個數字,那就是他囚衣上的號碼:6803。

1968年1月,一個顛倒是非的簡報送到了「四人幫」手中,劉仁於是就被升級為「叛黨叛國」的「反革命敵特分子」。「四人幫」在這份簡報上批示:「要銬起來,進行嚴厲的突擊審問。」「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。」

劉仁經常被突擊提審。

這種提審,實際上是對人從肉體到精神的一種折磨,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。有的被提審的人員,就是在這種「突擊提審」后,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。對劉仁的突擊審問更是殘酷至極,每次都長達三天三夜。他不能立,不能睡,極為痛苦。幾十天折磨下來,使他每天咳嗽不斷,有時一天吐痰達1公斤之多。「四人幫」妄圖用此辦法來摧毀劉仁的意志。

審訊室里,劉仁一雙目光怒視著專案人員。

專案人員見劉仁經過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後,仍然目光如炬,不肯「低頭認罪」,就大聲地問:「劉仁,你知道『二月提綱』嗎?」

就像當年從事地下鬥爭面對敵特的審問一樣,劉仁泰然地回答:「當然知道。」

專案人員氣勢洶洶地說:「你知道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背著中央文革搞的嗎?」

劉仁:「不知道。」

專案人員逼問:「你一直在家養病,為什麼突然要跑去參加彭真的這個會議?」

劉仁反問道:「按照黨的組織原則,彭真讓我參加討論,我能不去嗎?」

專案人員未想到劉仁會如此地反問,就大聲地吼道:「劉仁,你要認識自己的問題!你和彭真為什麼要背著中央文革的首長,搞這個『二月提綱』?」

劉仁坦然地回答:「討論『二月提綱』的會議,他們是參加了,可為什麼又說沒有參加,是彭真背著他們搞的呢?這不符合事實。在會上,我也未見他們之間有過不同意見,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吵,這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事情。」

專案人員一聽,氣得直拍桌子:「劉仁,你胡說,你要為你的這些言論負責!」

這時,劉仁將戴著手銬的手高高舉起,毫不退讓地說:「我是自覺自愿地參加革命的,我的言行就得對黨負責,不能講違心的話,不能不尊重事實,決不能把黨搞亂,我敢為我的言行負責!」

錚錚鐵骨,耿耿丹心,日月可鑒。

劉仁再次被提審時,他已經被折磨得難以行走了。可是,他的意志卻堅如鋼鐵,他知道自己的身後,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線。

當年劉仁領導北平地下黨在白區開展鬥爭時,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黨員,都是按照黨的地下鬥爭原則進行的是單線聯繫。作為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的劉仁,以「老頭」的代稱領導著這支地下黨員的隊伍,一條條北平地下黨員的線索,最後都歸到劉仁這個「老頭」的總指揮部,他是唯一一個了解北平地下黨員全部情況的人。「四人幫」一夥知道,要想達到將北平地下黨打成「特務窩子」的目的,能夠提供全部情況的就只有劉仁一個人。因此千方百計地攻下劉仁,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目標。

可是,「四人幫」一夥卻打錯了算盤,劉仁這個經歷過血與火考驗的老資格的地下黨負責人,又豈是那麼容易「攻」下的?

對於「特務窩子」的審問接連不斷。

專案人員:「劉仁,你得老實交代你的特務問題!」

劉仁:「特務,誰是特務?」

專案人員:「你就是特務,解放前就潛入了黨內。」

劉仁聽后一陣大笑,用手提了提腳上的鐐銬,屋子裡便響起了「嘩啦嘩啦」的聲音:「請問,你們有憑據嗎?有證人嗎?要說特務,我是共產黨的特務,是帶著特殊的任務到城工部工作的,是黨中央、毛主席派我重新組建北平地下黨的,為解放北平做準備。當年全市的地下黨員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開展鬥爭時,你們都在哪裡?你們憑什麼說這些話,憑什麼來審問我?」

專案人員被駁得理屈詞窮,就衝上去擰劉仁手上的手銬,疼得劉仁頭上直冒汗水。

專案人員:「說!你這個特務頭子說不說?」

劉仁忍著疼痛站穩,理直氣壯地說:「你們不信,可以問黨中央,問毛主席,問周總理,我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們,當年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工作的,他們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勞是不容污衊的。我劉仁個人的問題你們可以審查,但絕不能任意污衊北平的地下黨組織。」

面對個人的生死,劉仁就是這樣大義凜然。他深知自己作為當年北平地下黨的「老頭」,在這個問題上是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,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安危而編造歷史,嫁媧於人。如果自己有半點不慎,就會給當年的城工部,給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同志們造成無法設想的後果。面對監獄、鐐銬和非人的折磨,劉仁寧死不屈,不為解脫自己而尾隨於人,也不為苟且偷生而取悅於人。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立場,為許多當年的地下黨員證明。有些同志由於年代久遠記不清的問題,經過他的證明而得到了澄清。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捍衛了黨,保護了同志。

劉仁被關在監牢幾年時間裡,吃飯都得舉著被手銬銬著的雙手,然後從門下面的那個小洞去掏窩窩頭。睡覺時被規定臉必須朝外,被冰冷的手銬銬著的雙手就得一直壓在胸口的同一側,時間一長疼痛難忍。到了冬天,手上的手銬也一刻不準取下來,連穿衣服都不準取,棉衣連衣袖都無法伸進去,只能披在身上。由於長期胸口受寒,肺炎不斷,最後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。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,加之沒完沒了的無情審訊和折磨,就連上廁所也要作為要犯嚴密看管,劉仁的兩隻手腕被手銬磨得露出了骨頭,腳也被腳鐐磨爛。

1973年10月26日,劉仁在秦城監獄含冤而死。「四人幫」的專案人員規定「他還沒有結論,孩子們不能戴黑紗」,「不能向別人講」。就連對劉仁的遺體進行火化時也不能寫上他的真實姓名,而只能寫上他的囚號:6803。

正如當年劉仁在秦城監獄里對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說:「我這一生,坐過國民黨的牢,坐過外國侵略者的牢,想不到還要坐我們自己建造起來的牢房。」

1980年12月23日,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判江青誣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時,甘英擔任主審審判員,她與同時擔任此案審判的劉麗英、曲育才、黃涼塵坐在審判台的第一排。中央電視台特地對甘英播放了一個特寫鏡頭,人們看到這位主審法官威嚴面容的時候,同時也看到她的眼裡流出了淚水。

人物評價

劉仁同志的為官之道真正是從國家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,犧牲小我,來完成大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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